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璐璐 温维娜
“一个馒头的恩情，要守一辈子吗？”记者问。
“孩子，你无法体会到在生死关头，那不是一个馒头，是生命。”70多岁的陈俊贵答。
在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乔尔玛，这座位于217国道旁的乔尔玛烈士陵园，安葬着168名修建天山独库公路牺牲的烈士，也是陈俊贵一家坚守40余年的“家”。
上世纪70年代，新疆正值发展起步期，为打破天山阻隔，数万名官兵在“生命禁区”用10年凿出北起独山子、南至库车的独库公路。这条“天路”全长561公里，让南北疆通行时间缩短近一半，也让168条年轻生命永恒定格。1984年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、乌鲁木齐军区为英烈建起纪念碑，20米高的纪念碑上正面刻着“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”，背面刻着168个名字。2006年，乔尔玛烈士陵园进行修缮。
“战友们，你们当年修公路，是想让新疆人民过好日子，现在我替你们看到了，各族同胞都来碑前献花，你们没有被忘记。”每天清晨，陈俊贵都会先走到班长的墓碑前，静静站一会、说说话。碑上的字迹早已模糊，这份“习惯”却坚持了40余年。从一句生死承诺到两代人的默默坚守，从筑路大军到红色精神传递，这家人用半生光阴，为烈士忠魂筑起了一座“不褪色的丰碑”。而这一切，都始于雪山上那个改变命运的馒头。
一场因感恩而起的抉择
复员后，陈俊贵在老家电影院有份安稳工作，雪山深处的生死记忆，曾被平淡生活掩盖。直到看了电影《天山行》，他彻夜难眠。银幕上的场景，与当年雪山上的绝境几乎重合，“我这安稳日子，是战友用命换来的啊！”
有人劝他，“逢年过节去看看就行，别扔了好好的工作。”可陈俊贵心里清楚，有些恩情，不是“看看”就能还清的。
早年陈俊贵在北京参与地铁二号线的建设。1979年自卫反击战打响，他和战友纷纷报名想上前线，“当时想法很直接，牺牲了就是烈士，活着回来就是英雄。”没想到，从丰台上火车后，部队突然分流，一列开往前线，另一列则载着他和战友去往新疆，此行的任务，是参与天山深处独库公路大会战。
陈俊贵说：“修天山路，牺牲是常有的事。”天山高海拔区域常年严寒，可能发生积雪封山、塌方、雪崩，还伴随着高原缺氧。20世纪70年代缺乏大型机械，上万名解放军只能靠钢钎、铁锹和风钻，昼夜不息地开山劈石。在悬崖峭壁上悬空打炮眼，在冰大坂上施工作业，施工物资需要战士肩扛手挑，一步步挪上雪山。每一步，都是生死考验。
“1980年4月6日，这个日子我死也记得。”这是陈俊贵在独库公路建设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。海拔3000米，大雪封山，3个营被困在暴风雪中，并且当时已经断粮。团里派班长郑林书带着他和另外两名战士送信。出发没多久，他们就被漫天大雪困住，连方向都辨不清。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里，几个人冻得意识模糊，干粮也吃完了。生死关头，郑林书把最后一个磨破皮的馒头给了年龄最小的陈俊贵。这个馒头，成了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生命托付。临终，班长拉着他的手，声音微弱却坚定：“要是你能活着出去，一定要去湖北老家看看我的父母。”
“最初只想守3年，可一守就没停下来。”20世纪80年代，陈俊贵带着妻子孙丽琴和年幼的孩子搬到乔尔玛。“他当时急得很，四五天就收拾好行李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”孙丽琴记得，初到乔尔玛时，这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水泥碑，满是荒凉。
41年过去，曾经的荒坡变成了整洁的陵园，乔尔玛烈士陵园也成为全国闻名的红色地标。每天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，游客络绎不绝。高峰期一天接待近万人，陈俊贵和儿子陈晓洪要讲解四五十遍烈士事迹，忙得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即便规定晚上7点半关门，但只要游客说“大老远来的，让我们看一眼吧”，他总不忍心拒绝，夏天常常忙到晚上10点，打扫完卫生，十一二点睡觉是常态。
日子苦，却也有暖。“现在游客素质高了，很少乱扔东西，不少年轻人听完故事，会主动帮着扫地、擦碑，还跟我说‘老班长，您辛苦了’。”让陈俊贵牵挂的是那些没能等到孩子消息的烈士家属。当年修公路是保密任务，很多烈士的父母，到死都不知道孩子牺牲在哪，甚至没见上孩子最后一面。
从几年前开始，每年11月到次年4月，陈俊贵就和孙丽琴趁着下山这段时间，自费走访烈士家属。他们住最便宜的旅馆，吃最简单的饭菜，有时路过景区，却舍不得进，“怕花钱多了，下一家就买不起慰问品了”。去年在湖北孝感，看到一位烈士家属蹲在地上用柴火取暖，老两口掏出500元。去湖南时，他们为省40元住宿费，选了80元一晚、没厕所没空调的房间，大冬天冻得睡不着，离开时，还是硬塞给烈士家属500元。
“我年纪大了，右眼因为糖尿病看不清东西，只要走得动，就想多走几家。”陈俊贵说，战友永远定格在18岁、22岁，他们回不了家，自己就替他们“回家”看看。今年11月，他们的寻访还要继续，第一站是广东，有68家要走。
曾面对“作秀”质疑的陈俊贵坦荡地说：“在这深山里，前几年连电都没有，电视都看不了，作秀能作41年吗？”
“下辈子不嫁你了”
孙丽琴不爱说话，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呆，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她安静得像山间的石头。可就是这样一名腼腆的女人，放弃原本安稳的生活，陪着丈夫在深山里守了41年。
那年她22岁，抱着一岁的儿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，跟着陈俊贵来到新疆。“我不想来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就想让孩子好好读书，将来考大学。”最初夫妻俩约定，只守3年。3年期满，她收拾好行李要走时，陈俊贵说“去跟班长告个别”，回头看见丈夫擦眼泪、不想走的样子，她的心一下就软了。这一守，就是大半辈子。
乔尔玛的日子，比想象中难太多。
“这里7月都要穿棉衣，早年没通电，晚上只能点煤油灯，方圆几里见不到人。”日复一日的孤独把她逼到崩溃，3个月头发白了大半，连话都说不清，急得嗓子发不出声，只能靠手势交流。为了排解寂寞，她独自上山，找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。去河边捡石头，蹲在岸边看流水，把捡来的石头摆满屋子。这个习惯，她坚持至今，家里的角落，堆着大大小小、形状各异的石头，如果游客喜欢，她就笑着让人拿走。
生活的窘迫，更烙在她心里。早年没有工资，为了给3个孩子交学费，她上山挖药、捡破烂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，当连一支7分钱的铅笔都给孩子买不起，也交不上学费时，一向好脾气的她忍不住跟陈俊贵吵了一架，“这辈子要男人有什么用？日子怎么这么苦？”吵完她又偷偷哭，甚至有过3次自杀的念头，一想到3个年幼的孩子，还是咬牙撑了下来。
最让她愧疚的是大儿子陈晓洪。他原本想考大学，因为家里实在没钱，她硬逼着儿子去当兵。送儿子上车时，陈晓洪哭着说“妈，我想考大学”，她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，坐在地上哭了很久。后来儿子从部队寄回的钱，成了家里的主要收入，弟弟妹妹才能继续读书。“现在想起来，还是觉得对不起他，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。”
“20年前，听着别人说闲话，也想过放弃，但一走到纪念碑前，就挪不动脚了。”孙丽琴说，人要懂感恩，活着的人得为死去的人做点什么。这些年，她跟着丈夫走访烈士家属，每当看到白发老人拉着她的手哭着说“谢谢”，她觉得“一切都值了”。
“只要国家没忘记他们，人民没忘记他们，我们的苦就没白受。”有人问她后悔吗，她笑着对陈俊贵说“下辈子不嫁你了”，转头，还是会跟着他继续打扫陵园、接待游客。
如今日子好了，但每当听到孙子在电话里哭着问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家”，她就会躲开偷偷抹眼泪。
陈俊贵常说：“对得起班长，对不起爱人，她这么一个爱美的人穿的衣服很多是游客给的。”
一场“冲动”后的纠结
“想让他接我的班，我身体越来越差了。”陈俊贵把长子陈晓洪叫回乔尔玛。
“年轻气盛，当时就说‘来就来’，可来了才发现，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”陈晓洪原本在独山子有稳定工作，月薪6000多元，日子过得宽裕，回到乔尔玛后，才知道守陵的苦。2021年，当地文化和旅游局派来4名年轻的讲解员，没待满一个月就陆续走了，理由是“生活太不方便了”。这些年，陈晓洪见惯了人来人往，最终留下的，还是自己。
最让他纠结的，是对家人的亏欠。他和妻子两地分居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山下生活，一个上初中，一个上小学。家里打电话时，他既期待又害怕，“想听听孩子的声音，又怕他们说想爸爸，我却帮不上忙。”一年里，他只能参加一次孩子的家长会。
迷茫时，他会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过年和战友聚会，有人问他“你想给孩子什么样的未来”，他陷入沉思，“有时候觉得，铺天盖地的报道把我架得太高，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。”
可每当看到80多岁的老奶奶，拄着拐杖专程来陵园，摸着碑上的名字说“在我有生之年，能看看儿子战斗的地方，就满足了”，他重新坚定信念，“这件事，再苦也得做下去”。
看着父亲日渐衰老的身影，他渐渐懂了这份责任的重量，“从父亲身上，我好像看到了以后的自己”。“老爷子坐镇，我来管日常的事。”如今的陈晓洪，早已把守护乔尔玛烈士陵园当成“家的事业”。
让陈俊贵欣慰的是，孙子在小学演讲时说“我也要继承爷爷的事业”。对此，陈晓洪有着清醒的态度，“孩子的人生，我不干涉、不左右，他想做什么，我都支持。”他经历过迷茫，所以不愿把自己的选择强加给孩子。
采访结束时，陈晓洪起身要去160公里外的尼勒克县给父亲买药，来回要几小时。
去年，辽宁沈阳辽中区的领导邀请陈俊贵夫妇回家乡养老，给他们准备了房子，陈俊贵拒绝了。“这是我的家啊，对这儿有感情了，这辈子不会离开了。”对以后，他早有打算，“总有一天我会离开，想埋在班长旁边，继续陪着他。”他还有个心愿，把乔尔玛烈士陵园打造成国家红色教育基地，让更多人记得，这条公路上，埋着168名烈士的忠魂。
乔尔玛雪山下，168座墓碑俨然静立。陈俊贵一家跨越半世纪的守护，从来不是孤立的“守诺”，而是新疆人民“不忘来路、方能致远”的生动注脚。这份坚守，既是对战友的生死承诺，也是对“义气”的躬身践行，更让独库公路背后的悲壮过往被永远铭记，让“忠诚、感恩、奉献”的精神得以延续。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也让陈俊贵先后获得“感动中国”年度人物、“全国道德模范”等多项荣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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